长征路上唯一的大学教授——成仿吾

1997年8月24日，中共中央党校举办成仿吾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

时任娄底地委党校副校长的我，与娄底地委时任宣传部长袁勇前、新化县时任人武部政委曾德光一道，作为成老的家乡代表，应邀参加了大会。坐在会场里，听着台上讲述这位老人的一生，我心里翻腾得厉害——这是我老乡啊，新化琅塘澧溪人，和我喝的是同一个地方的江河水。

会后，我们专门去拜访了成老的夫人。老太太年事已高，但提起成老，眼睛里还是亮着光。我们又见了几位他的学生，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同志，说起当年在陕北公学、在华北联大，成老怎么给他们上课、怎么在窑洞里改作业、怎么把仅有的一件毛衣让给生病的学生，一个个都红了眼眶。

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就想，这个人我得好好了解。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因为——他是我老乡，可我以前对他知道的太少了。

后来我去了几次成老的家乡了解情况，还去了娄底博物馆成仿吾纪念室，翻了很多资料。慢慢地，成仿吾这个人，在我心里从一张模糊的旧照片，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他1897年出生在新化那个书香之家。少年时去了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学造兵科——就是学造枪炮的。那时候他想的是"科学救国"，觉得中国挨打是因为武器不行。后来五四运动来了，他才醒过来：枪炮能买，人心买不来。于是他扔下制图笔，搞起了文学，和郭沫若、郁达夫办了"创造社"，喊出"革命文学"的口号。

这个人一辈子都在"转身"。从理工到文学，从文学到革命，每一步都不是顺着走，是硬生生拐过来的。1928年，他在法国入了党。一个精通五国语言的学者，放着安稳日子不过，非要往火坑里跳。

1934年长征，组织上见他疟疾刚好，身体又单薄，想留他在苏区。他急了："让我去吧，我跟部队行动惯了！"就这样，红军三万多人的队伍里，他是唯一一个挂着大学教授头衔的人。干部团里，他和徐特立老人在一起，拄着红缨枪，背着薄毯子，雪山草地一步步走过来。别人说教授该骑马，他说："放下背包上课，背起背包行军。"在长征路上还给战士们讲马克思主义。

我听他的学生说过一个细节：过草地的时候，成老疟疾犯了，浑身发抖，硬是拉着马尾巴走完了最后那段路。没掉队，没叫苦。一个书生，骨头比枪托还硬。

到了陕北，毛主席亲自找他："仿吾，你去办个学校。"这就是陕北公学。1937年，黄土坡上挖窑洞，小米饭就咸菜，教材自己写。成老写的校歌，学生们唱了几十年："这儿是我们的一条命，这儿是我们的一条心……"两年时间，六千多干部从这里出去，撒到华北、华中各个战场。

后来又办华北联合大学，挺进敌后。鬼子扫荡，他就带着师生打游击办学——白天行军，树林里上课；晚上宿营，膝盖上改作业。敌人据点林立，他把大学办成了游击队。学生们叫他"妈妈校长"，不是因为他心软，是因为他把每个学生都当自家孩子疼。

还有一件事，我每回想起来都觉得沉甸甸的——他一辈子翻译《共产党宣言》，翻了五次。1929年第一次译，1938年在延安再译，1945年七大后修，1952年校，1975年，他快八十了，毛主席亲自批示让他再校，他带着人对照六个德文版本，一句一句抠。朱德握着他的手说："你这工作是根本工作，做好了有世界意义。"

五次翻译，半辈子打磨，就为了一句话——"像马克思本人说话"。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过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东北师大的校长、山东大学的校长。按说这么大的干部，该住好房子、坐好车了吧？他不。在山大，他不住专门给他盖的"成老楼"，跟青年教师挤旧楼。孩子叫"谨、谦、朴"，吃饭上大灶，出门不坐专车。主席问他：解放后想做什么？搞政权还是搞教育？他说："我还是搞教育。"

1984年，他走了，八十七岁。临终前说了六个字："青年，学习，努力。"

从北京回来这么多年，我常常想，成仿吾这个人到底了不起在哪里？

不是因为他学问大——当然大；不是因为他官当得大——当然也不小。是因为他在每一个关口，都选了最难的那条路。学造兵的改行搞文学，搞文学的跑去打仗，打仗的回来办教育，办教育的在风口浪尖上护着课本。他一辈子没选过"舒服"两个字。

今天的中国，早不是他当年那个中国了。但"教育的长征、理论的长征、作风的长征"还没走完。我们娄底走出去的这个人，用他的一生说了一句话：真正的读书人，不是躲在书斋里注解时代，而是走到泥里，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起呼吸。

昔年教授走长征，今日山河遍书声。

莫道书生无铁骨，成公一步一灯明。

这是我老乡成仿吾。我想，娄底人、湖南人、中国人，都该记住他。（谭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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