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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淋漓 五彩造化——梁卫伦陶瓷艺术的哲思与美学共鸣

画家、湖南省陶瓷工艺大师 梁卫伦
陶瓷器皿上描绘着写意人物,其衣袂飘扬,犹如流风回雪,釉色流淌之时,仿佛阴阳二气相融合而氤氲开来,这体现出华夏千年美学精髓同易学智慧的深入交融。

在株洲陶瓷艺术的广阔天地中,梁卫伦以独有的釉下五彩写意人物画,构筑起一片融合传统与现代、形与神、意与韵的艺术殿堂,身为湖南省陶瓷工艺大师、株洲市陶瓷艺术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他既精通陶瓷工艺技法,又将中国古典美学精华与易学哲理熔铸于创作,令作品拥有超脱工艺层面的深厚文化内涵与艺术造诣。
形神理论的陶瓷转化
梁卫伦的陶瓷艺术深深根植于中国的传统形神理论之中,中国古典画论早已存在“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样的经典阐述,宋代的《宣和画谱》更是直接表明“画作为一种技艺,即使技艺再高超想要做好这件事,也必定要先了解其中的道理”。中国传统美学始终重视“形神兼备”这个概念,形神思想是中国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该观念源于古代中国的绘画,之后推广到整个艺术范围之内。纵观中国绘画美学形神论的发展历程,其形神关系大体分为重形似、形神兼备、重神似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唐五代时期的绘画美学形神观便以形神兼备为主要特征,东晋顾恺之绘画“传神”论更是对中国画的价值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理论层面,把形神思想融入美术学领域当中展开的研究,多数聚集在对中国画山水以及人物写生的探讨之上,也就是有关绘画形神理论的研究。

梁卫伦把该理论用在陶瓷创作当中,特别是在表现釉下五彩人物画的时候,他一方面探求人物外形的相似性,另一方面特别重视人物神态和气韵的把握,在他的《清风》《苗家秋韵》等作品里,人物形象惟妙惟肖,神韵出众,这种艺术探究与历代画论一脉相承,就如同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重点提及的“依靠气韵来考察画作,形似就会自然而然包含在里面”,这种艺术造诣源于他深刻领会了“以形写神”“重神轻形”以及“形似之外”等传统美术理论,梁卫伦的笔法痛快洒脱,很好地表现出写意水墨独有的韵味,他把纸墨所传递的情感灵巧地转到陶瓷材料上,在釉色的流动与凝结之处找到形神兼备的核心所在。

易学哲思的视觉呈现
《易经》中的阴阳变化观念对梁卫伦的艺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他的陶瓷艺术里,可以察觉到他对易学哲思所做的现代阐释,《易经·系辞》提到的“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种宇宙生成理论,为他的艺术创作赋予了深层次的结构支持,易学美学的核心理念与卦象合成的形式美规则,在他的作品中实现了革新性转化,他所画的釉下五彩,色彩层次丰富繁复,釉色在窑火之下相互融合变幻,就像易理里面的阴阳二气相互作用,衍生出万千物象。

梁卫伦这种釉色变化,不正是《易经》中“刚柔相推,变在其中”思想的体现吗?宋代朱熹在《易经本义》里阐述“变易”的意义时表明:“阳极会产生阴,阴极会产生阳,就这样不断运转,没有尽头”,这种辩证思维,在梁卫伦的釉色变幻中得到了具象化的呈现。梁卫伦通过对釉料的精准掌控与巧妙运用,在必然与偶然的边界探寻着超乎人力预判的美学奇观,他的青花瓷作品用青白二色表现出阴阳互补的哲学思考,单色之中藏万千变化,臻于“以一色览万色”的境界。
工艺技法的承古创新
釉下五彩是醴陵陶瓷的一大特色,梁卫伦在此工艺之上大胆革新,冲破了传统技法的束缚。清末,湖南瓷业公司的创办人熊希龄赴日本考察归来后,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的主张。不久获得清政府慈禧太后御批十万两库银用于发展醴陵瓷业,从而改变了醴陵粗瓷生产的局面。中国轻工业陶瓷研究所指出:“陶瓷耐酸、耐碱,其抗腐蚀性可最大程度保留传统色彩原貌。”釉下五彩便具备了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在此传统根基之上,梁卫伦大胆加入写意画风,将陶瓷装饰中的工笔性与水墨写意的放逸性融合起来,创建起自己特有的艺术语言。他的作品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图案装饰,而是迈入更具表现力的艺术境界,釉下五彩在他手中,已非单纯的工艺装饰,而是化为艺术表达的主体。

梁卫伦利用釉下彩料在高温时的流动性与渗透性,营造出类似于水墨在宣纸上晕染的效果,陶瓷画面便体现出“干、湿、浓、淡、焦”的墨韵变化,这种技法革新正符合当代陶瓷艺术领域不断探寻的方向,就像南华大学举办的‘杯揽星河——太空艺术陶瓷作品展’,以‘航天与深空幻想’为主题,将航天科技元素与陶瓷艺术创作结合,展现出科技与艺术相融合的情形一样,梁卫伦的作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做到了语言上的更新,这样的技法超越须具备高超的绘画技巧,并精准掌握釉料特性和烧成技术,还是艺术想象和技术把控二者有机融合的结果。
文化传承的当代意识
梁卫伦的艺术创作饱含深厚的文化传承意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不仅局限于技法层面,更深入地体现在题材的甄选与意境的营造之中,他的《苗家秋韵》《午后暖阳》等作品,表现的是民族生活与传统民居,这恰好与当代陶瓷研究中所倡导的——将传统釉色、纹饰融入陶瓷器具、丝绸、染织等生活用品之中的理念不谋而合,且与陶瓷艺术中的《中国民居系列》创作理念一脉相承——中国民居,乃中华五千年辉煌文化的传承之载体。

梁卫伦的陶瓷作品里,人物和环境融合无间,表现出天人合一的哲学意味,他画的人物,个个神采各异,又饱含与环境协调共生的哲学内涵,这样的创作观念,和学者宁钢所指出的“中国设计制造源自中国哲学观念”的观点颇为相符,两者均看重吸取传统文化的核心精华,这种创作想法同易学里的“天人合一”观念相适应,就像《易经》和中国建筑特点所显示的那样,建筑设计要重视和环境相互协调统一,梁卫伦的作品在布局上追求对称与节奏的美感,这符合易学中的形式美准则。

虚实相生的空间意境
梁卫伦的陶瓷艺术造诣颇高,其作品营造出虚实相生、诗意盎然的空间意境,他的作品并非拘泥于物象外形的模仿,而是运用“计白当黑”“虚实结合”的技法,营造出“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氛围,这种方法深蕴中国艺术的核心要义,就像山西师范大学的段彦芳副教授在陶瓷美学讲坛上所阐述的那样,传统彩陶纹饰就已表现出中国艺术“计白当黑”的初始智慧。

在梁卫伦写意人物画中,人物姿态鲜活灵动,衣纹处理简练且富有韵律感,大片留白的背景为观赏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清代画家笪重光曾在《画筌》中有过这样的阐述,其中蕴含着画作的精妙之处:“虚实相生,无画处亦为妙境”,这种艺术手段受《易经》及卦象影响,是中国艺术独有的表现形式,卦象以观物取象的方式形成,其以阴阳线条构建的简约形态、对称平衡等形式美法则,深刻影响着中国艺术的思维与审美。正如参考资料所提及,卦象本质不在摹拟再现,而是象其物宜、观其会通,蕴含着对宇宙本体和生命的思考,这种简约性与丰富象征意义被梁卫伦巧妙转化为视觉艺术语言,使作品形式高度概括,内涵极为充实。他的写意人物画,既有形体的塑造,又有气息的流动,精神的凝结,进而达到了“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高超层次。

跨界融合的艺术视野
梁卫伦,这位饮资江水长大的娄底才子,大学毕业后曾在株洲电视台担任美术设计师,因怀揣对美术的满腔热忱,最终踏上了职业画家之路。身为株洲市花鸟画家协会副主席,梁卫伦的艺术创作领域极为广泛,不仅在人物画上造诣深厚,于花鸟、山水画方面亦有着非凡的成就,他同大写意花鸟画家李日标的合作表现出跨艺术门类融合的可能,这样的跨界尝试与当代陶瓷艺术的发展趋向相契合,“未来形态”展览中就表现了“科技与陶瓷艺术相融合”的情形,当代陶瓷艺术一直在超越界限,做到多元共存,这两位艺术家展开合作,既是技能的交流,也是艺术观念的碰撞与交融。

他们创作的作品,既蕴含着传承中国画优良传统的深厚意蕴,又注重汲取当代名家的精髓,不断追求创新,故而作品总能独树一帜,不落俗套,这种艺术态度同学者所倡导的设计理念相契合,宁钢教授谈到传统造物体系向当代转变的时候曾说,“中国设计要想在当代有所发展,就务必把传统和现代深入融合起来”。这种跨领域的交融创作形式,为梁卫伦的陶瓷艺术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养分,使其得以突破原有的界限,展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艺术风貌,他的艺术创作,证实了从技艺迈向大道的“庖丁解牛”过程,经长期艺术淬炼,终达“手随心走,心与物相应”的自在境地。

梁卫伦在陶瓷艺术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首先归功于他精通釉下五彩这种高难度的复杂工艺手法;其次是因为他把易学观念同美术理论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在瓷器上塑造出很多形貌与神韵兼具,意气饱满的艺术形象。近十年来他创作有大量构思新颖、神韵灵动的人物佳作,《清风》《苗家秋韵》等作品先后在全国专业报刊杂志发表,深受海内外人士喜爱和收藏,作品多次在台湾、日本、新加坡及国内多省份展出,多幅作品获全国省、市大奖,还得到株洲电视台、株洲日报、潇湘晨报的实况和专题报道。他的艺术创作表现出《易经·系辞》中的哲理:“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其作品当中,釉色流动形成的痕迹尽显阴阳二气相互渗透的自然意趣,而笔断意连的曲线则是《易经》里“立象以尽意”美学观点的鲜活表现。

在梁卫伦的艺术世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陶瓷艺术由工艺迈向艺术、由技术升华为精神的重大转变,这就像古人画论提到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一样,梁卫伦将釉色视作灵动的墨汁,把瓷坯当作素净的宣纸,在火与土的热烈锻造之下,营造出一个色彩斑斓、水墨肆意流淌的艺术境界,给中国陶瓷艺术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作者简介】李黾:文艺评论家、词作家、摄影家,著有美术理论著作《中国书画艺术的哲学透视》、歌词作品集《蔚蓝的希望》、旅游专著《湄江风光》(合著),即将出版文学作品、文艺评论、新闻作品集《那方山水》(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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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芬风
文章来源:http://www.ldnews.cn/wtyy/202606/754162.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