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⑦丨马楚政权对涟水文化体的形塑

自唐以来，活跃在涟水流域的佛教禅宗之南宗——沩仰宗密印寺（建于湘乡大围山，灵祐禅师开创）深入梅山地区传法，僧众广大，以“即心是佛，明心见性”的顿悟来消解杀伐征战、巫风傩韵所遗留的戾气和瘴气，所谓“假佛力以解其怨报”，从而营造平和、宽容、理解、具足的社会风气。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在长沙北湘春门外建开福寺，住僧达千人。宋人洪迈《夷坚志》有“潭州北开福寺，五代马王所建，殿宇宏丽。”足见马楚宗教政策起到了安定人心，安定经济，巩固统治的长效影响。尤其是建于湘乡（即今宁乡）大沩山密印寺，属于涟水流域的梅山蛮区域，在北宋章惇开梅山过程中，其住持颖诠法师参与了与梅山酋首的谈判、协调，促成了蛮民归化及新、安二化置县，为中华大一统进程作出了贡献。又有隐山和尚，据邓显鹤《沅湘耆旧集》“隐山在湘潭县西南。和尚即潭州龙山和尚。洞山与密师行脚至此，见师羸形异貌，因相遇问答。和尚作偈云云”。此山从方位等综合因素考量，极有可能是涟源龙山。

释齐己（863-937年）五代时涟水流域高僧，俗名胡得生，湖南湘乡祖塔乡人（今宁乡），后出家大沩山同庆寺。与皎然、惯休齐名。其《题赠湘西龙安寺利禅师》：

龙安寺，即龙安山之僧寺也，寺以山名。唐柳宗元《龙安海禅师碑》云：“长沙之南曰龙安师”，“去于湘之西，人又从之，负大木、砻密石，以益其居，又为龙安寺焉。”据明嘉靖《长沙府志》：“湄水，出安（化）龙安山，合流数里，有大石岩当泉水之心，……东流入于涟。”清康熙《大清一统志》：“大步岭，在安化县东南八十里，又名龙安山，下有龙洞，蓝田水出焉。”乾隆三十五年（1764年）山门佛碑记载“尝闻仙女名山，古今可观，人皆仰望，丰乐（时属安化丰乐乡）第一境也”。同治《安化县志》载“每年善男信女，富豪公子，游山进香者甚多，亦成为当地重九登高名山”。海禅师、利禅师已成过眼烟云。关于龙安山的位置，根据上述资料，当位于湖南娄底市西北约20公里，属于今涟源市湄江仙峯村，因唐代高僧曾在此结茅而居，后建龙安寺，故诗中有“自开荒寺”、“路到潇湘尽”句，言已入蛮荒之地。“头白”句，应指利禅师已至暮年，不宜行脚游方，为终焉之所。

《传灯录》卷9“潭州沩山灵佑禅师条”云：“普请摘茶，师问沩山曰：终日摘茶，只闻子声，不见子形，请现本形相见。仰山撼茶树……”沩山摘茶是禅宗沩仰宗的一则公案，讲述灵祐禅师与弟子仰山慧寂禅师在一次摘茶劳作时的机锋对答。禅宗已与下层百姓日常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采茶竟成为禅宗“明心见性”、“渐修顿悟”的法门，并已深入涟水梅山蛮地区传播，深受欢迎。

马殷以武立国，其子马希范承父业而崇文治。开平四年（910年）夏六月，“殷乃请依唐太宗故事，开天策府，置官属。太祖拜殷天策上将军……廖光图等十八人为学士。”（《新五代史》卷66《楚世家》）

天福四年（939年）夏四月，后晋加马希范为上将军，赐印绶，开府，置官属。

《五代史补》说马氏天策府学士来源于“擢从事有才能者”，文献有征者十二人，首当其选者拓跋恒、李宏皋、李宏节、徐仲雅。事实上，这是马楚政权“以文柔楚”的国策体现。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马楚时期，湖南一扫隋唐以来文人寥若晨星的现象，涌现了不少文学人才。还有府外文人沈彬、廖凝、戴堰；方外名释齐己、虚中等。他们在互相唱和、酬答之余，将“修身齐家”、“内圣外王”的儒学种子散播在涟水两岸，握笔的手与持矛的手，同撑一片江山：

一是“常服远游诫，缅怀经世谋”（释皎然《送张彝归长沙》），念念不忘的是“文墨应经世”（同上《送沈秀才还石门山读书》)。释贯休在《湘上逢故人》中吟道：“莫叹谋身晚，中兴正用文。”栖蟾在《读齐己上人集》感慨：“诗为儒者禅，此格的为仙。……想得吟成夜，文星照楚天。”湖湘经世致用的精神从此喷涌。

二是以“湘中”风物人文为吟咏对象，描写、讴歌涟水河畔的山川人文。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前编卷第8-13绝大多数马楚时期95位诗人的诗作445篇，或为唱和酬答之作；或为僧道禅修之作。而那些以湘中山水、风物、人文入诗者，多言之有物、有情，读来觉涟水湘中气息扑面而来，清新可感。兹举徐仲雅的《咏棕树》为例，诗云：

诗人被军阀周行逢放逐，溯涟水至邵州，见寺庙僧人剥棕树。即敏锐捕捉这一意像，揭示在严酷地理环境和动荡现实中生存的涟水流域居民的精神特质：坚韧不屈，百折不挠，刚烈尚气。这种气质被概括认同为“霸的蛮，耐得烦，不怕死”。徐的诗作，首次以托物言志的文学形式，将这种地域性生存经验凝结为高度的人格象征。《沅湘耆旧集》邓琮按：“东野忤行逢落职，放之邵州，结庐山寺。暇日睹群僧剥棕树，咏此诗，为怒行逢而发也。”《十国春秋》也有此记载。

“任君千度剥，意气自冲天”：直白而强烈地赞颂了棕榈树（一种南方常见植物）在反复摧残中迸发的冲天生命力。

这是涟水地域人格的激情抒写，故其能广泛传播并成为地域认同的重要标志。

三是传承、接续了文脉，开湖湘书院教育先声，为北宋岳麓书院崛起埋下伏笔。唐五代时期，皎然、齐己、贯休、虚中等都是寄身佛门的孔门弟子，是披着禅宗外衣的儒士。他们忧时感世，慷慨担当。他们在“为儒者禅”的诗歌作品里响亮地标举儒家知识分子“经世”的理念，为苟且混乱的世界带来一丝希望。这实际上是对屈原、杜甫“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现实主义、爱国主义诗歌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唐五代寺院成战乱时期文化保存地，寺院传授佛学，亦授儒经，释衣儒心，唐末五代湖湘相对安定，寺院成为文人避乱之所，僧人以诗文说民间疾苦，是为对儒家诗教责任的延续，实际上是以传播理学的宋代书院雏形。皎然、齐己习儒典，有士大夫价值观，如齐己《耕叟》讽世。“诗为儒者禅”出自皎然《诗式》，深刻揭示中唐后文人儒禅交融的精神世界。马楚政权对儒学的推动亦即文脉，沿涟水向湘西腹地持续渗透：儒家“修齐治平”理念随学官、塾师溯涟水西进，柔化了湘中“信巫鬼、重淫祀”的蛮荒底色。

《湖南通志》卷134载：刘骘，湘乡人，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涟水人破开蛮荒，高中进士，除潭州教授。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湘乡士绅于涟水至东仙林冈建文庙，“魁星耀涟，文脉永昌”，此非骤然，实为马楚以来“耕读传家”观念积久弥新。

马楚割据湖南56载，却以“文教浸润”为湖湘埋下千年基因。涟水流域的文化嬗变，恰似马楚遗产的隐喻——政权如露，文脉长流。

上文已提及，为逃避沉重的徭赋，晋宋时已有汉人移民蛮族聚居区。《旧唐书·地理志》卷38云，安史之乱中，“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涟水流域在西汉设连道“以主蛮夷”，可能是因为汉人移民不断迁入，加快了蛮族的汉化，故连道与湘乡于南北朝宋武帝时合并为县。而与连道同时设置的“营道”、“泠道”却仍得以保留。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聂姓始祖元光公自江右卜居涟水河畔的桥头河印溪。一千年后，同宗、嘉庆进士（1805年）衡山人聂铣敏（1775-1828年）从安化梅城折返，于桥头河登舟，顺湄水而下，过此，有诗《题印溪宗祠》：

并自注云：“同光三年，元光公筮仕楚南，生荣、透、向、敷四子，卜宅于此。”又注：“近地有天霞山禅寺，为朝和公游憩处。”

又据胡能改先生《梅山客户》载新化陈姓迁祖陈伯万，后唐同光二年（924年）以膺武军节度使兼湖广招讨宣抚防御使自潭州湘乡至邵阳高平县太阳三都驻军横阳鹅塘，以恩抚蛮獠之策，酋长马殷率诸郡酋长尹怀昌、许德勋、秦彦晖等十雄拜迎境上。相约分守州郡，无相侵扰。云云。虽史实错讹颠倒，亦不失当时汉人南迁，吸纳中原避乱流民如陈伯万迁新化的历史影像。

当我们回望十世纪中叶的涟水流域，马楚政权的统治虽然短暂（仅四十余年），但其对这个文化体的形塑作用却深刻而持久。这种形塑并非单一力量的结果，而是“剿抚并用”“经济整合”“文教浸润”三大策略协同作用的产物。

“剿抚并用，怀柔羁縻”奠定了政治基础：它以铁血手段（如溪州之战）确立了统治的边界和不可挑战的权威，又以高度的政治智慧如铜柱盟誓、羁縻制度构建了一种基于实力威慑和契约互惠的地方自治模式。这为后续的经济活动和文化传播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可控的政治环境。

“经济整合，共同发展”注入了活力与纽带。通过涟水航道发展水运，统一货币度量、开发地方资源、联通区域市场，马楚政权将涟水流域从相对封闭的经济单元，变成了以长沙邵州之间的区域经济网络的主要组成部分，带来了物质上的繁荣、生活上的便利（商品的流通），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流域内外人群之间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共同的经济生活，成为超越民族隔阂、促进交流融合最强有力的纽带。涟水，这条自然的河流，在马楚时期开始真正承担起“经济动脉”的使命。

“文教浸透，化民成俗”塑造了灵魂与认同：这是最深层次、也是最具穿透力的形塑力量。有限的官学、融合的宗教、强势的官方语言文字、示范性的礼仪规范以及日常生活的点滴影响，共同构成了一张无形的文化之网。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蛮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引导他们接受“王化”，认同“楚臣”的身份，初步建立起基于儒家伦理和官方权威的共同价值基础。马楚时期对涟水流域的文化形塑，是“制度搭建”（天策府）、“信仰重构”（佛道传布融合）、“文人书写”（徐仲雅《棕诗》）和“精神符号引入与内化”（屈原）等多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它以涟水为传播动脉，通过具体的政策、人物活动、文学作品和节俗实践，将中原先进的文教思想、伦理观念、信仰体系与涟水固有的地理环境、生存智慧和刚劲民风进行了深度“浸润”与融合。其成果是：为涟水流域奠定了深厚的儒家（经世致用）基底，塑造了融合佛道伦理的信仰模式，提炼并经典化了本地“霸得蛮，不怕死”的刚毅人格。这些文化特质，经由后代不断传承发展，成为湖湘文化坚韧卓绝、敢为人先的重要地域源泉之一，其历史回响至今清晰可闻。

在马楚政权这三大策略的合力作用下，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涟水流域文化体”开始加速成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