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楚政权对涟水文化体的形塑》系列研究以“文化形塑”为核心视角，旨在探讨马楚政权统治下，权力干预、人口流动与资源分配如何重构涟水地域的文化表达与实践。具体聚焦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政策对涟水流域文化体的改造与形塑、“开梅山”政策引发的族群互动与习俗融合现象、涟水航道对地域文化形态的塑造等方面。本网将以连载的形式陆续刊发这一系列研究成果，欢迎广大学者提出意见，开展交流学习，共同促进地域文化形态的研究。

马楚政权对涟水文化体的形塑

李德仁

（接上期）

二、治理：多维并进的深度整合与文明塑形 

涟水通道是马楚政权赖以生存的经济输血线、军事防御轴和政治统治的生命线。其唯一性和战略性，必然导致马楚政权在此实施高强度、持续性的军事控制与政治干预。

面对涟水流域这块至关重要的“发祥地”，马楚政权展现出高超的统治智慧与强大的整合能力，进行了深度形塑。

（一）剿和抚，一枚锡钱的两面

1．铁蹄踏浪，金戈定鼎  面对地方势力的盘踞与反抗，意识到涟水这条“黄金水道”的战略价值，马楚政权对其进行了超乎寻常的军事征服与政治管控，铁骑所指，扫平障碍，以武力奠定统治基础，将涟水流域牢固地纳入直接统治范围，为后续治理铺平道路。

军事上建立涟水快速反应的轴线，一旦东西两翼发生战事，军队可以依托涟水水道进行相对快速的部署和增援。这条通道是马楚在湖南内部东西方向上进行兵力投射的最有效路径。

马殷立国之初，善于观察形势，左右逢源，有勇有谋，善于用人，战时身先士卒，所战必胜，正如吴任臣《十国春秋·武穆王世家》：“而琼之骁悍，郁之谋划，德勋以威断称，彦晖以果毅著，环则智勇深沉，恒则慷慨切直，皆一代将相才也。”

光启二年（886年）六月，衡州刺史周岳联络澧州刺史向瓌，向潭州的闵勖进攻。向栻“召梅山十硐獠，断邵州道。”

有鉴于此。八年之后乾宁元年，马殷一入湘，首先发起的就是针对涟水梅山地区的割据军阀的战争。

公元894年乾宁元年，刘建锋、马殷自赣入醴陵。武安军节度使邓处讷急调邵州指挥使蒋勋及邓继崇率兵3000驻守龙回关（现长沙城东南跳马涧）。蒋勋见寡不敌众，弃关而逃。刘建锋令部下着邵州兵铠甲，打着邵州兵的旗帜，直奔潭州。守兵以为是蒋勋兵士，开城门迎刘、马军进城。此时邓处讷正在饮宴，被擒斩。邓处讷，字冲韫，邵州龙潭今邵阳市洞口县人。这是马殷入长沙与控制涟水流域军阀的第一次接战。

同年十一月，蒋勋自认为长沙之战倒戈有功，求为邵州刺史。刘建锋不许。蒋勋与邓建崇起兵，“连飞山、梅山蛮寇湘潭，据邵州，使其将申德昌屯定胜镇以扼潭人”（《资治通鉴·卷260唐紀七六》）。

定胜镇，今娄底双峰县永丰镇，跨湄水下游两岸。唐开元四年（716年）建有关圣殿，人口繁盛，东倚长株潭，南邻衡郴，是涟水河上长沙至宝庆、湘西的水陆要衢，为兵家必争之地。嘉靖《长沙府志》载：“侧水，出邵阳县界，经定胜市侧，入于涟，因名侧水。”

刘建锋以马殷为主将征讨，由于地形不熟，大败。

乾宁三年（896年）春正月，马殷出奇兵分袭定胜寨（今双峰永丰镇），大破之。而当潭州发生统帅刘建锋被杀事件，马殷正在“围邵州未下”。可见，不管悠悠万事，马殷概以经略涟水河流域，建立潭（涟水东）、邵（涟水西）支点，讨平割据潭邵腹心之地的军阀为头等大事。而当巩固涟水河、资水流域根据地后，便开始了其南征西讨，统一湖南的割据称雄之路，实现“自长沙至邵州，水道无阻”（《九国志》）。

后唐天成四年（929年），马殷派江华指挥使、湘乡人王仝攻梅山，被梅山蛮左甲首领扶汉阳设计诱入安化高明乡的峡谷，王仝战死。乡里人为纪念他，在安化东边为之立墓。人称“王司徒”，地名司徒岭(《十国春秋·王仝列传》卷75）。

乾祐三年（950年），二马争槽。马希萼鼓动梅山蛮、潊州蛮、辰州蛮进攻长沙，在淹溪打死马希广将领陈璠；又破迪田，杀守将张延嗣等，马希广派牙内指挥使崔洪琏率7000人在湘乡玉潭“以遏诸蛮”。

淹溪，今安化县毛淹溪。

迪田，湘乡北。《资治通鉴》“五代乾祐三年（950年），楚马希萼又遣群蛮攻迪田。八月，戊戌，破之，杀其镇将张延嗣。”即此。

玉潭，今宁乡县玉潭镇，时属湘乡。

上述战争说明，一是马楚立国56年，在涟水流域发生的战争多达11起，且作战对象多为蛮，战争目的关乎涟水水道的交通畅通或湘资核心区域稳定，涟水流域是马楚的立国基石。二是战争对象多有蛮族尤其梅山蛮，可见民族矛盾尖锐。战争范围从“连为资别”到上中下游全流域。三是有些战争是二马争槽引起的蛮乱，导致国破家亡，教训惨痛。为了方便起见，现制成一览图表如下：

马楚时期在涟水流域的战争一览表

马楚政权对涟水通道的高强度军事控制，除征战外，还具体体现为：

密集的军镇堡垒：马殷、马希范时期，在涟水中上游要害地区（如龙城—今涟源，谷水—今娄底涟水河畔，及分水岭隘口附近）设置了一系列军镇（如“龙城寨”、“归化军寨”等），这些军镇既是防守据点，也是征税关卡、物资转运中心。

专属屯军：很可能设置了专门负责护卫通道和周边地区的屯军，常年驻守，战时为机动力量。

严密的防御体系：以水路为轴，在关键渡口、险滩、隘口设置兵寨、烽燧，形成点线结合的防御网络。对周边山区的“蛮獠”部落，则采取筑堡设防、羁縻控制或军事征伐相结合的策略，确保通道后方的相对安全。

重要军政官员坐镇：通道沿线核心州郡（如邵州、湘乡）的刺史、县令，往往由深得马氏信任的宗室、重臣或得力将领担任，兼具军政大权。

这样一来，给涟水流域带来了

强化的军事色彩与尚武精神  十余次大小战争意味着涟水流域长期处于战乱或高压控制之下。这迫使当地居民无论汉人移民或土著必须适应军事环境，或参与军事行动，或修筑防御工事，或武装自保。军事行动必然伴随驻军，往往带来尚武风气和特定的生活方式，极大强化了该地区的军事化特征。同时，在涟水流域的文化基因中植入了尚武、坚韧，体现在民间传说、地方信仰。

促进了汉文化主导地位的确立与深度渗透  剿，强制同化，军事征服是文化征服的前奏。马楚政权以潭、邵为基地，对涟水流域的强力控制，意味着汉地政治制度、法律、赋税体系、语言文字、儒家伦理等得以在核心区域强制推行。战争和后续的统治摧毁或削弱了原有的土著社会结构和权力体系，为汉文化的植入扫清了障碍。

2．羁縻之法，怀远抚众  《汉官仪》云：“马云羁，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马之受羁縻也。”

马楚时期，湖南的蛮势力强大，处理与蛮族关系还得有抚的一手，即羁縻政策。开平四年（910年）冬十二月，“辰州蛮宋邺寇湘乡，潊州蛮潘金盛寇武冈”，马殷命昭州刺史吕师周统帅衡州兵5000人镇压。乾化元年春正月，吕师周率军深入飞山洞攻袭潘金盛，活捉潘金盛并杀之于武冈。接着，移兵攻宋邺。乾化二年（912年）春二月，辰州蛮宋邺、潊州蛮昌师益率众投降。马殷对待他们十分优待，封宋邺辰州刺史，昌师益溆州刺史，目的是利用他们来统治蛮族，求得楚的安宁，经济的发展。这里，马殷展示了他的剿抚并用策略：对待叙州蛮的潘金盛，展示出铁腕镇压的威权，是“剿”；对待辰州蛮的宋邺、叙州蛮的昌师益，展示了羁縻封赏的怀柔政策，是“抚”。硬的够狠，软的够柔。贞明四年（918年）秋八月，梅山蛮在韶州反抗，守将樊须将其击跑。马楚对蛮采取的怀柔措施除封官之外，其次是和亲，马殷对西北边境的蛮族采取和亲政策，其子马希范娶彭玕之女顺贤夫人为妻。再次是结盟，溪州一役，彭士然遣子为质，纳溪、锦、奖三州印请降，乃铸铜柱定盟，较好地维护了湘西北的安定。铸铜柱，铭誓词：核心便是树立那根著名的“溪州铜柱”。柱高丈二尺（约4米），内入地六尺（约2米），外显威严。柱上铭刻着两千余言的《复溪州铜柱记》，由天策府学士李弘皋撰写。这份盟誓文绝非简单的解决了湘西蛮的问题，而是马楚全境包括涟水流域的梅山蛮具有同样高度政治意义的契约：

承认现状与合法性，明确溪州的地理范围（东至神木溪，南至南岭等），赋予彭氏在溪州的合法统治权（“尔宜无扰耕桑，无焚庐舍，无害樵牧，无阻川涂”）。

确立隶属关系，彭氏及其所辖诸部必须“归顺王化”，服从马楚的统治（“子子孙孙，永无纵逸”）。

规定权利义务，马楚保证不额外征赋（“无科徭差役”），不掳掠人口为奴（“本州赋租，自为供赡，本都兵士，亦不抽差”），以换取彭氏的效忠和不得再叛的承诺（“尔能恭顺，我无科徭”）。“不抽差兵士”是核心，意味着马楚放弃了对溪州核心军事力量的控制权。

神圣化契约，刻字于铜柱，立于边界，“上对三十三天明神，下将宣祇为证者”，“一心归顺王化，永事明庭”。利用当时当地普遍敬畏的神灵信仰（如盘瓠、白虎等）来强化誓约的权威性和不可违背性。

羁縻制度的实质是一种基于实力威慑和契约保证的、高度地方自治的政治安排。马楚不直接干预蛮族内部事务（如官员任命、税收体系、军事组织），仅要求其承认马楚的宗主地位、保持政治服从、维护地方秩序。蛮酋“土皇帝”的地位得以保留，换取其对马楚边疆安全和商贸通道的支持。

超出溪州的示范效应：铜柱盟誓的成功（溪州彭氏此后基本信守承诺），成为马楚处理西南边疆其他“蛮”部（如梅山苏氏、辰州、锦州等地酋豪）的范本。在梅山地区，虽然没有类似铜柱的发现，但“梅山蛮”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未再发生大规模叛乱，显示其羁縻政策在其他地区也得到贯彻或借鉴。马楚通过这些手段，以相对较低的行政成本，将权力触角延伸至王朝武力难以企及的崇山峻岭之中，大大稳定了边境，保证了核心区的安全。“抚”的羁縻政策，虽然表面上维持了土著首领的地位和一定的自治权，但其核心目的是笼络与控制。这种政策往往伴随着册封与朝贡（要求土著首领接受汉官封号，定期朝贡，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认同的引导）。

涟水作为通道连接潭、邵核心区与五溪、梅山等羁縻区的重要通道，汉文化向羁縻区的渗透，必然经过并深刻影响涟水流域，这里既是汉文化的前沿阵地，也是汉蛮文化交融的熔炉，形成了“核心—边缘”的文化地理格局：“剿”区（涟水中下游及核心平原）成为汉文化稳固统治区，社会结构和文化形态高度汉化，受主流文化影响最深。“抚”区（涟水上游山区、梅山、五溪）保留更多土著文化特征，形成过渡性的汉化边缘带，即虽然受到汉文化持续影响（尤其是上层），但基层社会、语言、信仰、习俗等方面仍有较强的本土特色其文化出现混合性。

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程大昌《衍繁露》、祝穆《方舆胜览》、司马光《资治通鉴》等史籍，皆称彭士愁为“溪州硐蛮”、“群蛮”，其官衔为“溪州刺史”、“静边都指挥使”。而明清之际的各种方志家谱如《永顺宣慰司志》、《永顺司宗谱》、《保靖司家乘》及清朝各代《永顺县志》、《龙胜县志》、《保靖县志》等则皆言彭士愁为江西吉州人彭瑊之子，五代后梁开平年间，因彭瑊、彭玕兄弟在江西战败，投奔了湖南马楚政权。彭士愁，一个“江西移民之子”成为溪硐酋首，一方面反映五代时期兵连祸结，军阀割据，“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资治通鉴。后晋纪三》）的历史真实；另一方面，说明马楚时期湖南汉蛮民族融合的深度，蛮汉几无明显区别。一如南朝宋的汉民不堪傜赋而遁入蛮地，即为蛮，其在汉地，则为汉。只不过彭士愁因为累世之积成为了溪蛮首领。兵荒马乱，实力为王！

在马楚政权与涟水土著、蛮族之间的频繁战争，埋下了冲突和隔阂的种子，其历史记忆长期存在与地方文化叙事中忆。另一方面，羁縻政策将蛮汉进行了制度性区分，这种区分在文化上强化了“汉”作为文明中心，“蛮”作为边缘和化外的认知，加深了族群间的文化壁垒和心理距离。因此，认同的强化导致：在汉人移民族群中，认同“王化之民”;而在受羁縻的蛮族和涟水土著的居民中，外部的压力反而强化了自身的族群或地方认同。总之，马楚剿抚并用政策对涟水文化体的形塑作用是多维且矛盾的，整体上加速了涟水流域汉化进程，其核心区域成为湘中汉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塑造了一个文化梯度明显的区域：从高度汉化的下游平原，到带有混合色彩的上中游过渡带，再到受羁縻政策影响，保留较多土著元素的上游及“涟为资别”区域。这种文化地理格局及由此产生的尚武精神、族群关系、经济模式等，深深烙印在马楚统治时期的历史遗产中，成为后世涟水地域文化的重要根基。（未完待续）

 

【作者：李德仁，系娄底市政协原副主席、一级巡视员、副研究馆员】

 

一审：谭洲伟  

二审：罗江

三审：刘辉煌 

责任编辑：罗江

文章来源：http://www.ldnews.cn/qingchunloudi/wenhualoudi/202605/75195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