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湘闽历史文化渊源的新化密码及时代价值

湖南与福建文化底蕴厚重，历史渊源深远。宋之前虽同为“南蛮之地”“蛮荒之地”，但宋以后文教兴起，人才聚集，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都做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中国近代一批湘闽精英勇毅担当，勇立潮头，体现了千年变局中的时代作为。新化是娄底市下辖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人口大县和地域大县，是现代文印文书文创“三文”产业布局全国的大县，也是梅山文化发源的核心地区。

新化与武冈原同属邵阳市，在我小时就有“新化出把式”、湘军兵源地和新化人打下武汉宝庆码头的印象，而清时《武冈州记》是请新化籍文献大家邓显鹤南皋先生编的，因而新化人崇文尚武的品格早已刻于人们的印记之中。在湘闽文化历史渊源的形成演进中，新化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精彩的人文故事。2025年11月初缘于对湘闽文化渊源的系列研究，我专门去实地研学，和娄底市政协原副主席李德仁、新化县人大杨韶红主任等本地文史专家，共同探寻湘闽文化渊源的新化元素，实地感验新化作为湘闽文化渊源历史见证地的地区密码。

一、“梅山文化”起源与湘闽史缘的时代转化

新化是梅山文化的发源地和核心区，梅山龙宫、大熊山国家森林公园、梅山古寨等梅山文化标志成为重要的旅游景点。你只有亲身到梅山文化核心区，感观梅山文化特色遗存，体验梅山傩戏、梅山民俗等非遗神奇，才能感受这一特色文化的深厚底蕴。梅山文化是中国历史上开疆拓土、民族融合的代表性见证，但梅山文化的创立发展也蕴藏着湘闽文化历史渊源的早期密码却是鲜为人知的。

梅山文化创始族群有着湘闽先人迁徙交流的历史关联。梅山地区是蚩尤部落九黎、三苗族世居地区，为苗瑶始祖之地，苗瑶畲族历史同源。中国南部地区是百越族群生活的地方，湖南是百越之杨越族活动之地，福建是古闽越族生活之所。湘闽历史上土居先人具有同祖渊源，是南方百越族先民集居之地，其中苗、瑶、畲族等早有交流。到了明清，福建闽西长汀、上杭等地客家人再迁入湘东地区，部分也定居在梅山地区的新化。杨宗铮撰的《湖南客家》说湖南是一个移民省份，湘东地区是客家移民的集居地。湘东地区县志、《新化县志》和乡村族谱中均有记载闽西客家人入湘主要迁往湘东的浏阳、平江、醴陵等地，也有迁入湘中新化等县的史实。

梅山文化源流肇起，有着湘闽宗教文化融合的深厚基因。宋代名臣章惇是福建浦城人，他深知福建古田县闾山教主驱邪镇瘴的作用，以宗教相通，威柔相济，以文化人的融通政策“开边归化”。新化三尖镇政府刘海军考证，章惇“开化梅山”时请了闽中擅长驱邪除疫的张公真人到梅山地区施法镇瘴，起了点睛之功。福建古田闾山教和梅山教同属南方巫法系统，一度出现“梅山法祖入闾山，闾山法祖进梅山”的宗教相互交流融合局面。

梅山文化的独特品质有着湘闽文化古风相近的气韵共性。宋以后，湖南除梅山、湘西地区未开化外，其他地区已逐步受中原文化融合，“衣冠南渡”，兴办书院，多元一体，形成了文化新气象。湘闽文化发展演变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以本土文化特色融入中原文化新风而形成的独特个性，“开化梅山”就是民族文化融合的范例。作为宋代“开边湖南”的组成部分，章惇吸取前人伐兵亮戈而屡致失败的教训，“开化梅山”恩威并施，怀柔为上，使不同文化得以交融认同。梅山地区既保留了本土文化基因，吸取了荆楚文化特点；又融入了中原文明新风，形成崇文尚武、奋发进取、刚勇执着、敢为人先的文化共性和特色气韵。

梅山“归土开化”有着湘闽先贤志同携手的务实作为。“开化梅山”设立新化、安化县治是闽籍重臣章惇主导，湘闽先人共同实施的彪炳之举。“开化梅山”主导者章惇，拥护王安石新政，善于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成功完成“开边湖南”包括梅山地区和湘西的开疆拓土、归土新化工作。而一同推动实施者包括时任潭州知州潘夙、湖南转运副使蔡煜、武冈县尹郭祥正等，虽然他们均是外省籍官员，但在湖南任职，熟悉地方事务，又赞同王安石新政变法，成为朝廷委派官员与地方官员通力合作、共同作为的历史事功和务实处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典范。

“梅山文化”历史事功亮眼，转化时代价值辐射影响可期。保护传承和转化“梅山文化”时代价值，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既要发挥新化等地在传承梅山文化核心区的主体作用，也要借力跨省跨区的文化联动力量。设立跨省跨区的梅山文化论坛，扩大梅山文化国内外影响力；建设梅山文化公园及展览馆，广泛公开征集社会民间遗存典籍，系统展现梅山文化民族融合、历史变局中的人文故事；创建整体性保护机制的梅山文化生态保护区；打造文旅融合的梅山文化旅游圈，丰富新化向东古街历史商贸内涵，还原古城门建筑规制，增加异地会馆的历史呈现。

二、新化红茶文化基因与湘闽茶缘的时代延续

在中国产茶历史上，特别是清代到民国初期，处于同纬度的“湖红“建红”和“祁红”并称为中国三大传统红茶，传扬茶文化享誉国内外。“湖红”和“建红”有着许多共同特点，探讨“湖红”之源新化红茶和“建红”即建州红茶的历史渊源，不应局限于红茶制作技术分类后的产茶历史，而是要追溯到这两种红茶更远的产茶历史时空和共性气韵。

同为古代贡茶之地。新化产茶历史悠久，始于晋，兴于唐宋，昌于明清，盛于民国与当代，至今有1500多年历史。陆羽《茶经》成书于公元758年，在书中虽然没有直接点明新化茶，但周绪民《陆羽茶经校注》中考证：湖南在唐代已有9个州郡产茶，点到邵州邵阳郡，新化处于邵州产茶区。五代（935）毛文锡《茶谱》中明确说“潭邵之间有渠江，中有茶——其色如铁，而芳香异常，烹之无滓也。”渠江正是新化境内。章惇“开化梅山”置新化后的宋熙宁年间，新化的渠江薄片已成宋代名茶。明代后，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1391），诏令罢造团茶，命制采芽茶上贡，湖南每年贡茶140斤，宝庆府约占44%，新化贡茶占13%。福建“建红”由建茶演绎而来，主要产于建州建溪流域，核心产区在建州凤凰山一带，陆羽在《茶经》中说，建州之茶“往往得之，其味极佳”。茶园业主张廷晖将北苑凤凰山一带方圆三十里茶园贡献给闽王，称为北苑御茶园。北宋设御焙、制龙凤团茶上贡。明代洪武年间，明太祖令天下罢造团茶，建茶和新化茶也不例外，都改采芽茶上贡。

同为中国外销茶主要产地。新化红茶外销是湖南红茶对外贸易的代表，尤其在清代达到高峰，主销欧洲、俄罗斯等地。福建武夷山历史上也属建州，红茶鼻祖正山小种发源于此，至五口通商后，往福州口岸外销至欧洲，享誉海外。

同为明代实行茶政改革之地。而同样作为唐代就产茶，宋时颇为繁兴的新化、建州都执行了明太祖朱元璋“废团兴散”的号令，赞同对宋代贵族阶层繁琐的饮茶仪式如点茶、煮茶的改新，简化制茶上的奢侈工艺，推行简约务实的散茶饮法，对建茶的“龙凤团茶”更是明令禁止。当时制团茶、饼茶在福建建州、湖南新化很是流行，用蒸青法烘焙团揉制成。同时也打破了唐宋的“贡茶制度”，撤除御茶园。

同为适宜红茶的“黄金”产区。新化红茶“湘红”和“建红”有着相似的茶叶生产条件，处于北纬27—28度左右的地理环境，具有高森林覆盖率的生态条件。湖南新化和福建武夷山、建瓯、建阳均位于北纬27—28度之间的红黄埌土埌与小地形小气候环境，“建红”、“湖红”均是标准的红茶的全发酵工艺。同时，作为名茶产地，都有茶习俗“茶文化”的有力支撑。

同为万里茶道的起点。鸦片战争爆发后，以及太平天国战争在福建激烈争夺，福建运茶之路一度中断，曾经繁荣的福建武夷山下梅村暂停其作为万里茶道的起点，而替代转移的是黑茶产销兴旺的以安化黑茶、新化红茶为中心的梅山地区。  梅山黑茶红茶逐渐代替了武夷山下的下梅村岩茶而盛销西北，清末到民国万里茶道从安化起点经新化乐安冲——苏溪关——资江——武汉宝庆码头——甘肃——内蒙——恰克图，后又延伸到俄罗斯彼得堡等地。新化、安化茶叶经贸活跃，一时成为全国茶外销输出中心。新化新开了茶市、茶厂，精制红茶如“雀舌”“珍宝”等品牌红茶享誉国内外，新化茶叶规模稳居湖南前三。其时有“千猪百羊万石米，城内城外一船茶”、“五里三河杨木洲，召集此处修茶庄”之繁景。

新化红茶历史久远，延续时代茶韵带动效益可期。传承弘扬新化红茶文化，延续红茶历史关联，要重点做好“三茶”文章。讲好“茶文化”故事。大力宣传新化红茶是“湖红之源”的历史，重视唐宋点茶、煮茶等茶习俗非遗传承，丰富新化红茶博物馆的故事，加大新化作为“万里茶道”起点内容，争取引入“万里茶道”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提升茶产业内涵。打造新化红茶文化研学基地，联动中国历史“三大红茶”开展茶销推介活动，建立茶产业协作联盟；推进茶科技创新。开展茶衍生康养研发，开发梅山古树红茶治慢病的特效功能，在辣椒中注入少量红茶，形成新的创意衍生红茶辣椒产品。

三、林则徐邓显鹤历史交集与湘闽文缘的时代创新

邓显鹤是新化曹家镇梓木冲村人，有“楚南文献第一人”之称，他一生广集史籍，整理了大量乡土文献，在方志和地方文献搜集校刻上作出很大贡献。他整理的《船山遗书》150卷，传承王夫之思想，在中国近代影响巨大，所以被誉为“湘学复兴大师”。他为主编修的《武冈州志》《宝庆府志》是地方文献的代表作。他与福建籍名人林则徐的交集构成了湘闽文化历史渊源的重要人文见证。

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专门到湖南考察。关于这些考察，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林则徐日记》有明确记载。林则徐是道光十七年（1837）2月江苏巡抚任上提升为湖广总督的，湖南在林则徐总督的辖区内。日记记载，林则徐上任不久就到江汉书院了解历史文化与民情，到汉口码头观察南粮北运船开行情况，考察北方粮食的保供大事。当年8月底从湖北荆江、宜昌江陵、公安县、石首县、监利县到湖南岳州，乘船进入湖南湘江下游到善化（长沙、湘潭）。9月溯江而上到衡山、永州、祁阳，又到宝庆府，在此提审了发生在湖南武冈的“蓝逆案”人证，后过新化到湘西。《林则徐日记》记载他从新化烂草田（现为隆回兰草田）出发，登老鹰坡，“傍高崖而临深渊，路窄如线”，后下榻湘西溆浦西丫坪和县城卢峰书院。这个过程极为艰难，《林则徐日记》载：道光十七（1837年）8月二十四日，己巳。卯刻行，十里鹅栗坳，岭小路窄。……又五里烂木桥，又十里烂草田，在关帝庙住，张令仍具膳，溆浦县图令（麟）来迎。……。

林则徐与新化的交集在清代又有延续。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对地方贤达邓显鹤很尊重。道光十八年（1838年）邓显鹤送儿子、侄子到武昌会考和林则徐见过面。林则徐对邓显鹤子侄有车赀之赠。新化张青松先生撰的《邓显鹤湘皋先生年谱》载：“1838年（道光十八年）春，六十二岁。因邓瑶、邓琮进京廷试，先生请假送至汉口。武昌会林则徐，时林则徐任湖广总督。出其先人所作《饲鹤图》属先生题诗，并先后对先生子侄有车赀之赠。先生携图至舟中，题诗四首报命。”林则徐父亲林宾日手绘的《饲鹤图》是林家传承，是林则徐父亲追求其母亲的爱情信物。画中有骨感松石和高雅白鹤象征高洁清雅品格。林宾日去世后，林则徐将画作珍藏并终生携带，每到之处或每遇文人朋友都要拿出欣赏并作诗抒情。林则徐一生诚邀60多个名士为之题咏作诗，诗作有一百多首，是林氏家族特别的文化传承。邓显鹤对饲鹤图第三图题诗六首，有“少穆”先生命题太公饲鹤图，教请钧诲，新化邓显鹤呈稿，收录于邓显鹤著的《南村草堂诗钞》中。

邓显鹤是“复兴湘学的导师”，一生致力于湖南文献的编撰整理，总结提炼湘学名士著作思想，特别是致力于有突出战功的忠义之士事迹、文献的编修，以弘扬忠义报国精神。邓显鹤分别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和道光十六年（1836年）编撰《蔡忠烈公遗集》和《蔡忠烈公遗集续编》。蔡道宪是福建晋江东石人，在长沙任推官，当张献忠大西军进击湖南攻长沙时，蔡道宪独守孤城，忠义不屈，英勇就义，元、明、清列为忠烈，历届湖南巡抚誉其为“忠臣烈士”专祠祭祀。现福建晋江东石镇建有蔡道宪祠为当地百姓所敬拜。邓显鹤编的《蔡忠烈公遗集》共六卷，包括正史、文集、谱、诗文集以及名人吊唁蔡道宪的诗文。张青松撰的《邓显鹤湘皋先生年谱》记，道光十六年即1836年邓显鹤60岁时编成了《蔡忠烈公遗集续编》，这是继《蔡忠烈公遗集》编成后悉心搜罗补遗而成。编辑过程中得到在湖南石门县任知县福建晋江人曾维桢的帮助。

延续湘闽名人文脉，要发掘现代文印产业的创新发展历史基因。在和娄底市政协原副主席李德仁、新化县人大杨韶红主任共同研学中谈到，新化是全国有名的文印产业基地，现在又拓展了“文书文创”为“三文”产业，成为全国的文化创意产业新基地，其形成必然有历史的积淀和基因密码。现在新化现代文印业溯源只讲到是七十年代一个技术人员到上海等外地学习带回再培训推广的，似有过于简单之疑。现有的解释是直接的技术原因，而不是历史文化基因。实际上，新化历史上不仅是文献编辑之乡，有过楚南第一文献大家邓显鹤的编辑之功，也是清代书籍刻印之地，有过“三味书局”民间刻书印刷事业的繁荣。因此，新化之所以成为全国文印产业中心是有深厚的文化基因和历史积淀的。

一是新化土纸业历史悠久，是刻印书籍的原料产地。如新化云溪、汝溪、桃溪、洋溪等地都是著名的土纸生产基地。到了清末民国时期，新化的造纸专营户有1000家，工人3500人。产品不仅自产自销本地与周边，还由资江船运售至长沙、汉口等地。当时洋溪恒茂号是省内外著名的纸庄。

二是新化历史上是书局印刷重地。清末民国初，新化印刷业渐成规模，不仅私家刻本盛行，而且有书商书局，如乾隆年间印书局文元团刻印过《海蛇游记》等话本；清光绪年间，文德堂、资怡堂等印刷书局，都已远近闻名；特别是“三味书局”，在楚南地区很有名气。“三味书局”由新化人陈御丞、陈石擎合办，雇工200多人，刻工100多人，先后出版发行《元史新编》《三通考辑要》《读札迎考》等精美书籍，其质量已全国闻名，成为可以与其他省官办书局竞争的民办书局，在湖南刻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是新化历史上是拥有文献大家的编印集散中心。邓显鹤湘皋先生“南村草堂”是清代湖南有名的刻书中心之一，由邓显鹤及其弟子编审点校，有数十名雕版印刷工人刊刻了四十多种、六百多卷的学术文献。据孙云霄先生在《中国出版史研究》2024年第四期发文中讲到，清代书坊及刻字店较为普及，形成全国性或区域性的刻书与集散中心。他统计，全国翻刻铅、石印书籍最多的十个书坊，湖南占了7个，其中邵阳有5个，长沙2个，新化的三味堂列为其中。三味堂刻本底板精良，版刻精美，是新化刻书印刷业的代表，成为与官方书局相媲美的文化机构。新化之所以在清代、民国刻书印刷业发达，与其刻书印刷文化底蕴分不开的，与以邓显鹤为楚南文献第一大家的地位相匹配的。这不仅印证了新化在清代“楚南望邑”的文化地位，也找到了新化成为现代中国文印产业中心的文化基因，这是新化“三文”产业创新发展的历史自信和文化基因。

新化刻印历史积淀深远，推进时代创新转化作用可期。在谋划新化文印文创文书产业发展时，要大力挖掘和宣介新化在古代文印刻书业的深厚历史，讲好邓显鹤文献大家的故事，保护文印业的古迹遗存；建设新化古代文献之邦和文印刻书业历史陈列馆、展览馆等，展示新化在中国文印刻书业发展中的历史起源；研究整理新化文献典籍资源，挖掘整理重要文献要籍；挖掘邓显鹤与外省林则徐等文化名人交集的故事，探寻福建麻沙刻书、连城古堡等刻书业与湖南刻书业的历史关联；借鉴历史事功，提升新化文印刻书业的创新能力，拓展湘闽文创文印产业合作潜力。

四、两个带“湘”字名红军将领精神风骨与湘闽“红缘”的时代传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福建战斗的红军中有两个带“湘”字名的红军将领，陈树湘和陈正湘，一个是湖南长沙人，一个是湖南新化人。这两个湘籍将军将领与福建军民有着深厚的革命情谊。

红军长征中最危险的一战是湘江战役。在湘江战役中，闽湘子弟兵特别是闽西红军做出了巨大牺牲，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为了确保中央红军的中央纵队在广西境内通过湘江，红军设置多道保护线，南防广东、广西境内军阀北压，北面在湖南西南武冈、城步一带布防阻挡国民党中央军南下，红军据守湘江两岸要地进行殊死搏斗。中央红军湘江战役过程中，留住三十四师断后。红三十四师子弟兵主要是福建闽西特别是宁化籍子弟兵，而师长陈树湘是湖南长沙人。陈树湘1905年1月生于湖南长沙县，1921年与在长沙县水塘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毛泽东结识，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在毛泽东、何叔衡等影响下参加革命。陈树湘参加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红军长征时担任全军总后卫，时任第三十四师师长，掩护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当完成掩护任务后，陷入敌人重围，率部退回到湖南永州一带，在道县时不幸被俘，1934年12月，敌人要将他押送到长沙，陈树湘趁敌人不备，掏出自己的肠子并用力绞断，最终壮烈牺牲，时年29岁。在永州道县陈树湘“断肠明志”、宁死不降的英雄气概激励闽湘子弟兵前赴后继，谱写英勇无畏的壮烈篇章。

1932年初，中国工农红军福建军区把分散在闽西各县的独立团编为地方主力红军，陈树湘不仅在福建龙岩留下了战斗的足迹，也参加沙县战役、连宁城役等屡立战功。1934年3月，陈树湘被任命为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红三十四师6000多名闽西游击队改编组建而成，湘江一战几乎全部牺牲。这就是著名的绝命后卫师，由湘籍师长带领的闽西子弟兵完成了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的断后任务，红三十四师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铸就了闽湘子弟兵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红色精神。

另一个带“湘”字名的红军将领是陈正湘，是湖南新化人，1955年授衔时为中将。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参加了福建建宁保卫战，表现英勇，当时陈正湘是红一军团第一团第二营营长。抗日战争时期间，杨成武、陈正湘，这对闽湘将领携手，在冀西黄土岭击毙日军旅团团长阿部规秀中将。这次战役是晋察冀军区指挥，杨成武其时任军分区司令员，陈正湘任一团团长，杨成武下达命令后，陈正湘敏锐的发现了日军指挥所，具体指挥将仅有的四发炮弹打进小院，创造了八路军击毙日军最高级别的指挥官的战例，也是闽湘将领携手指挥完成的一次抗战壮举。

新化陈正湘以湖南同乡陈树湘为榜样，体现了“湘水同源，铁血同魂”。陈正湘被评为中将后，专门前往永州道县陈树湘纪念碑前缅怀这位红军先烈，也敬拜一起牺牲的闽籍子弟兵，抒写闽湘红色文化的传承。

闽湘红色渊源厚重，传承时代精神协同潜能可期。赓续新化红色文脉，要挖掘跨省跨区红色历史渊源，两个带“湘”字名红军将领都在福建留下革命足迹，体现了不怕牺牲，为民谋福的崇高风骨，为湘闽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红色文化财富，湘闽同是革命老区，“党史事件多、红色故事多、革命先辈多”，传承弘扬红色基因具有独特的优势，加大闽西红军杨成武、新化红军陈正湘等事迹的联动宣传，在两省红色展览中，互相讲好湘闽红色渊源，构筑起两省红色文旅的联动线路，组织闽湘自驾游互游活动，拓展红色文化研学旅行，为两省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的动能。（石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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